第二十六章 谁给标准定标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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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思想曾点亮过我，现在，我要让它成为护盾。

最后一夜，我在结尾写下这样一句话：

“技术标准的意义，不在于束缚实践，而在于服务生产。当我们无法改变设备条件时，真正需要修正的，或许不是工艺，而是对标准的理解。”

合上文件，窗外已泛白。

风暴还没来。但它已经在路上了。

而这一次，我不再是被动迎战的那个学徒工。

我站起身，将三份誊抄整齐的报告放进牛皮纸袋，指尖缓缓抚过封面上的字迹。

有些仗，光赢不够。你得让所有人明白——

谁，才有资格给标准定标准。

清晨的霜还没化，车间门口的水洼结了层薄冰。

我踩着那条熟悉的水泥路走来，脚底打滑，却稳稳地撑住了身子。

三年了，从废料堆里翻工具开始，我早学会了在不平的路上走得笔直。

听证会散场时天已擦黑，风卷着碎纸片在走廊打转。

我没回头，但能感觉到背后那一道道目光——有惊疑，有忌惮，也有藏不住的敬意。

马文彬没再说话，只是站在投影图前，像一尊生锈的铁塔，影子被昏黄的灯拉得老长，扭曲地贴在墙上。

回到锻模仓库，煤油灯还亮着。

小陈蹲在角落抄数据，手冻得通红，见我进来猛地站起来：“林工，他们……他们没敢否你的报告！省厅那份通知像一把刀，直接插进他们的‘程序大义’里！”

我笑了笑，没吭声。

那一夜我写的不是报告，是战书。

三份材料，每一份都来自活生生的人和事：老周师傅三十年计量经验凝成的统计表，是基层血泪；省局会议纪要上那句“不可教条化”，是高层松动；而《通知》里的“经验修正法”五个字，则是我从时代缝隙里抠出来的合法武器。

我不是在发明什么新理论，我只是把被供上神坛的“标准”拽回地面——让它重新踩在泥里，沾上机油，听见工人喘气的声音。

可真正的较量，从来不在会上。

这两天，厂里静得出奇。

技术科的门关得严实，电话铃响得频繁。

有人传言马文彬连夜写了份《关于非标夹具风险追责建议》，递到了厂党委。

也有人说，梁副厂长私下召集了几位老总工开了个短会，桌上摆的就是我那份报告。

风向变了，但权力还在僵持。

最让我意外的，是小陈。

这个刚毕业的小青年，昨夜竟冒着风险，把我那份原始草稿誊抄了一遍，边角都烧焦了，说是“防万一”。

我接过时指尖发烫，不只是因为火烤过的纸脆得扎人，更是因为——有人开始相信我做的事，值得留下。

更让我心头一震的，是背面那行小字：

“真正的标准，应该让人活得更容易，而不是更难。”

那一刻，我几乎想哭。

这哪是什么技术辩论？

这是两种世界的碰撞。

一边是死守条文、用标准当棍子打人的官僚逻辑；另一边，是我们这些天天摸机床、看火花、听金属呻吟的人，想要一条活路。

我缓缓收起那张草图，放进胸口内袋。贴近心跳的位置。

今早路过厂区公告栏，瞥见一张新贴的通知：《关于启动年度工艺革新评审预备会的通知》。

落款是厂技术委员会，时间就在后天。

签名栏里，我的名字赫然列在“主要申报人”第一位。

马文彬的名字，在下面，作为“审核组成员”。

呵，有意思。

他们可以暂停我的职务，可以收走钥匙，但他们拦不住一个已经觉醒的技术体系——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为什么必须这样？”的时候，谁还能捂住真相？

我抬头望向技术科二楼。

窗子亮着，灯光映出一个人影，背对着玻璃，似乎在翻档案柜。

我知道他在找什么。

一本《苏联ГОСТ工艺规范》，崭新的封皮，连折痕都没有。

他曾想拿它当圣旨，压死所有“不合规矩”的创新。

可现在，他不敢轻易写下“作废”二字。

因为他明白，有些东西一旦被点亮，就再也锁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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