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寒假值班感慨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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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章：寒假值班感慨深(第1/2页)

寒假的风刮在办公楼的玻璃上，发出细碎而持续的呜咽声。我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前，这是我四十年来，在这所211大学留下的无数印记之一。再有不到两个月，我这个熬了一辈子才评上正高的职场老炮，就要正式退休了，告别这片我既爱又怨、既坚守又无奈的校园了。

今日转化中心安排我来办公室值班一天。寒假里的校园格外安静，往日里穿梭在林荫道上、抱着书本匆匆而过的学生不见了，办公楼里也只剩下零星几个值班的老师，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显得格外清晰。没有了课时的催促，没有了会议的烦扰，也没有了学生论文的堆积，我终于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去梳理这四十年来，在大学里见过的、听过的、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

刚看完值班记录，喝完一杯热茶。材料学院的小李，一个刚入职四年的青年讲师，抱着一摞厚厚的项目申报书，愁眉苦脸地来找我诉苦。他说，为了申报一个省级项目，他熬了三个多月，查遍了国内外的文献，反复修改了十几遍申报书，自以为做得尽善尽美，可最后还是在初审就被刷了下来。后来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那个最终拿到项目的老师，论文数量不如他，研究深度不如他，可人家有“青年长江学者”的帽子，还有大佬站台，申报书递上去，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通过了评审。

“鹿老师，我真的想不明白，我们做科研，难道不应该看成果、看实力吗？为什么现在，拼的不是学问，而是帽子、是人脉、是站队？”小李的声音里满是委屈和不甘，眼底的光芒一点点黯淡下去，“我每天泡在实验室里，熬到深夜，可到头来，还不如人家请一顿饭、说几句好听的管用。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做下去。”

看着小李年轻却布满疲惫的脸庞，我心里一阵酸涩，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因为他说的这些，不是个例，而是这几年，学术圈里最真实、最普遍的现状。我想起了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的学术圈，虽然条件艰苦，工资不高，但风气纯粹。老师们一门心思扑在教学和科研上，聊的是学术前沿，谈的是研究思路，比拼的是论文质量和教学水平。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帽子，没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只要你踏实肯干、潜心研究，就一定能被看到、被认可。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学术圈这个曾经让人向往的象牙塔，渐渐被功利化、行政化的浪潮所裹挟，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世俗。“帽子”成了衡量一个学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项目成了评判一个教师能力强弱的核心指标，人脉和站队，成了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捷径”。那些头顶“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各种帽子的大佬，占据着学校最优质的资源、最充足的经费、最好的平台，他们不用亲自做实验、不用亲自写论文，只要动动嘴、挥挥手，就有无数学生和年轻教师为他们打工，为他们铺路。而那些像小李一样，老实、踏实、一门心思做科研，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圆滑世故的普通青年，却只能在夹缝中苦苦挣扎，连生存都成了难题。

小李走后，我坐在办公桌前，久久没有平静。四十年来，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满怀热情地走进学术圈，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可最终，大多数人都被现实磨平了棱角，要么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学着圆滑世故，学着钻营算计，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人精”；要么在一次次的挫败和失望中，心灰意冷，彻底逃离了学术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浮现出小李委屈的脸庞，浮现出这四十年来在大学里经历的点点滴滴，浮现出那些被帽子和人精们挤压、被科研系统消耗的普通科研人。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把我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困惑写下来，发到今日头条上去。我不想改变什么，毕竟我已经快要退休了，人微言轻，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整个科研生态。但我想发声，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学术圈的真相，看到那些普通青年的挣扎和无奈，也想让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人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还有人在关注着他们，理解着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开了电脑，注册了一个今日头条账号，账号名字就叫“鹿鸣说高教”—说高教，是我这四十年来，最想做也最应该做的事情。坐在电脑前，我的指尖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从何写起。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想吐槽的事情也太多了，但我知道，不能只是一味地抱怨，我要写出真相，写出背后的原因，写出那些让人深思的问题，这样才有意义，才能给人启发。

思索了很久，我决定从一个最扎心的话题写起，为什么说学术圈的“帽子和人精”们，正在毁掉普通青年的现在和未来。我点开文档，指尖落在键盘上，那些积压在心底多年的话语，那些看到的、听到的故事，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顺着指尖，流淌在屏幕上。

我写道：“提起学术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还停留在那个工资不高、生活自由，但让人心生敬意的象牙塔。但现如今，情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随便去参加一场年轻博士的饭局，你会发现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大家聊得最多的早已不是学术，而是帽子、项目、人脉、站队、分区、因子……这些听上去更像是商场、职场的高频词，现在反倒成为了科研道路上的关键词。”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几年，我参加一个年轻博士的毕业聚餐。那顿饭局上，坐的都是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的博士，还有几个刚入职不久的青椒。原本我以为，他们会聊一聊自己的研究成果，聊一聊未来的科研规划，可没想到，从头到尾，他们聊的都是如何才能拿到帽子，如何才能认识大佬，如何才能申报到项目，如何才能在学院里站稳脚跟。有人说，他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头顶大帽子的大佬，准备拜在大佬门下，以后跟着大佬混，不愁没有项目和经费；有人说，他正在积极站队，讨好学院的领导，希望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在考核和晋升中获得照顾；还有人说，他打算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做那些容易发文章、容易出成果的热门话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积累论文数量，才能在量化考核中脱颖而出。

席间，有一个刚博士毕业的年轻人，沉默地坐在角落里，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端起酒杯，轻轻抿一口。我注意到了他，主动和他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博士期间，一直潜心研究一个冷门的方向，虽然没有发表太多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但他坚信，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是能为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可毕业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坚持在现实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人脉经营，他投了十几所高校，都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一所高校愿意录用他，却要求他在三年内，发表多少篇SCI论文，拿到多少经费，否则就无法转正。

“鹿老师，我真的不想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也不想去钻营算计，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科研。”年轻人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声音有些哽咽，“可现在，我没有选择。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我就没有工作，就无法在这个圈子里生存下去。我有时候甚至会想，我读了十几年书，辛辛苦苦拿到博士学位，难道就是为了变成一个只会追热点、发论文、搞人脉的‘工具人’吗？”

这个年轻人的话，像一根针，深深刺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起了原文中提到的A博士，想起了他说的那句“导师不是做科研，是经营公司。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几年一换的耗材”。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大学里，比比皆是。

我在文章里，写下了A博士的故事，也写下了我自己身边遇到的类似案例。我认识一位导师，头顶“长江学者”的帽子，手握千万级的经费，在学术界名气很大，很多学生都挤破头想拜在他的门下。可实际上，这位导师，根本就没有心思做科研。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不是出差开会，就是参加各种评审，要么就是应酬吃饭，拉拢人脉。他手下的学生，成了他最廉价的劳动力，实验是学生做的，论文是学生写的，项目申报材料是学生填的，甚至连他家里的琐事，比如接送孩子、买东西，都让学生去做。

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博士生，为了完成一个实验，熬了整整一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终顺利完成了实验，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可论文发出来的时候，通讯作者是这位导师，第一作者是导师的一个亲戚，而那个辛辛苦苦做实验、写论文的博士生，却只排在了第三作者的位置，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致谢都没有。那个博士生去找导师理论，可导师却轻描淡写地说：“没有我给你提供平台和经费，你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吗？给你一个第三作者，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懂得感恩。”

那个博士生，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了退学。他说，他原来以为，学术圈是纯粹的，是靠实力说话的，可直到那一刻他才明白，在帽子和权力面前，普通学生的努力和付出，一文不值。他们就像耗材一样，被导师用完即弃，没有尊严，没有价值，更没有未来。

写完了学生的困境，我又写下了那些刚入职的青椒们的无奈，写下了原文中B青椒的故事，也写下了我身边小李的遭遇。我认识一位刚回国的青年教师，他在国外的时候，成绩优异，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满怀热情地回到国内，希望能在自己的母校，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可入职之后，他才发现，现实和他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他所在的学院，派系林立，想要在学院里生存下去，就必须站队。要么站在院长这边，要么站在书记那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他不愿意参与这些派系斗争，只想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可没想到，却被两边都排挤。学院里的资源，从来都不会向他倾斜；项目申报，他的申报书再好，也不会被重视；甚至连课时安排，都给了他最冷门、最难教的课程。

后来，有一位大佬主动向他抛出橄榄枝，让他站队自己这边，跟着自己做项目、冲业绩。大佬告诉他，只要他听话，跟着自己好好干，就给他提供经费、提供平台，帮他申报帽子，让他在学院里站稳脚跟。但前提是，他必须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做那些大佬指定的、容易发文章的热门话题。

这位青年教师，纠结了很久。他知道，那些热门话题，虽然容易发文章，但根本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说白了，就是“学术垃圾”。可他也知道，如果不答应大佬的要求，他在学院里，根本就活不下去。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坚守多年的研究方向，开始跟着大佬，跪着“制造”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他说：“明知道是学术垃圾，但不跪着造，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没有选择。”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这个过度量化、行政化不断渗透的科研系统里，戴“帽子”的大佬占据着所有的资源，他们高高在上，呼风唤雨；那些深谙人情世故、懂得钻营算计的“人精”，则凭借着自己的圆滑和世故，占据着所有的机会，节节高升；而那些最普通、最老实、最踏实做科研的人，却只能被夹在缝隙里，被挤压、被消耗，越来越难呼吸。

我在文章里，还写下了C研究员的故事。C研究员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老实人，干活踏实，治学严谨，发表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是高质量的，在业内也有很高的认可度。可他不善交际，不懂圆滑世故，不愿意去应酬，不愿意去拉拢人脉，更不愿意去站队。而他身边的一位同事D，科研能力一般，发表的论文也大多是凑数的，可他特别懂包装，特别会应酬，每天围着大佬转，嘴巴甜，会来事，把大佬哄得团团转。

年底考核的时候，按照量化指标，C研究员的科研成果，远远超过了D。可最终，C研究员却因为“不够团队贡献”“群众基础不好”，被打了低分，不仅没有拿到年终奖金，还影响了自己的晋升；而D，则凭借着提前铺好的关系，凭借着大佬的关照，顺利拿到了重点项目，还被评为了“优秀教师”，一路高升。

后来，我和C研究员聊过一次。他告诉我，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踏踏实实地做科研。可他也坦言，有时候，他也会感到无力和迷茫。“我辛辛苦苦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学问，可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只会溜须拍马、弄虚作假的人。”C研究员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无奈，“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科研还有什么意义？”

C研究员的疑问，也是我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推动科学进步，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还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我想，大多数走进学术圈的人，最初的初心，都是纯粹的，都是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有价值的成果。可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都偏离了自己的初心，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停下了键盘，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凉茶，思绪却越来越清晰。其实，“帽子”和“人精”，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整个科研系统的“土壤反应”，是功利化、行政化浪潮下的必然产物。而这一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行政化思维的渗透，以及评价体系的扭曲。

我在文章里，写下了自己的思考。高校管理者需要政绩，而最直接、最省事的政绩，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指标：一所学校有多少杰青、有多少优青、有多少国家重大项目、有多少一流团队、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有多少篇高影响因子的论文……这些数字越亮眼，学校也就越能拿到资源，管理者的政绩也就越突出。因此，各类帽子，就成了学校领导层们的KPI，成了他们追求政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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