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胜仗(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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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向死而行的生命都热烈的生长着!”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与日军展开了多次会战。彼时我整体军事实力较差,面对武器装备比精良的日寇,战士们必须付出极大的牺牲代价,才能打退敌人的攻势。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日寇的后勤供给能力很出色,导致我军在全面抗战前期的会战中很难取得胜利。

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内一些亲日分子开始蠢蠢欲动。武汉失守之后,汪伪公开投敌,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早在1939年8月15日,日第11军就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 ,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 。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

1939年9月中旬,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五个半师团共10万余人,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城市,如果长沙失守,湖南沦陷后政府所在的重庆势必会受到严重威胁。

所以在得知侵华日寇大批部队向湖南进发的时候,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决定率部死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薛岳在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期间,曾接到过蒋电报。其被告之,如果敌人的攻势太过猛烈,可以考虑放弃长沙。对此薛非常坚定地表示,一定会带领部队守住长沙。并且面对蒋不断打来的电话,薛一反常态地选择了“违抗军令”,而他在这之后的一系列保卫战中,也确实做到了守卫好长沙,并且打得日寇直接失去了胜利信念。

薛长官司在确定了日寇将会把大量军队投入到长沙之后,他协同指挥部制定了“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的作战方针。

并且与此同时薛长官还强调,位于赣北、鄂南方面的部队需要尽可能击破周边地区的敌军,以避免其支援前来攻打长沙的日军主力部队。

对于当时守卫长沙的第9战区而言,日军的重炮以及坦克是一个大麻烦。对此薛长官让战士们想办法破坏掉沿途道路,尽可能阻碍日军重装甲部队的行进。

战士们奉命出动之后,长沙的百姓也自发加入到毁坏公路的队伍中,大家趁着日军还没有赶到的时候,破坏了绝大多数主要公路段,将粤汉铁路北段及所有公路彻底破坏,造成日寇坦克、炮兵及运输补给的困难。为前线战士们执行“诱敌深入”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后,在长沙北部构筑了四道防线,并在防线后方部署狙击部队,用火力压制日军的进攻。在长沙东部山林中,他也埋伏了大量兵力,准备对日军进行围剿。

9月18日,日军第18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率领部队向新墙河地区进攻。薛长官亲自带领60军和52军应战。双方展开激烈交火。冈村宁次见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约,向我军阵地投放毒气弹,并派遣轰炸机空袭。

面对日军化武和空袭,薛长官没有下令固守新墙河防线,而是在消耗敌人后,命令我军主动撤退,诱敌深入。我52军展开有序撤退,日寇上当追击。日军在陌生的地形中行进艰难,后勤补给不继。而我军熟悉当地环境,可以隐蔽移动,进退自如。我军依托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局部战役,采取逐层消耗再歼灭的方式,争取战场的主动权。

日军用于进攻鄂南的是第33师团。对于这个师团的使用,冈村宁次顾虑重重。该师团1939年2月在日本仙台编成,本来是作为警备部队的三单位制师团,4月初才到达汉口加入第11军作战序列。由于33师团刚刚编入11军战斗序列,未参加过实战,其战斗力究竟如何,冈村宁次自己也没底。同时他对这个师团的师团长甘粕重太郎的指挥水平也心存疑虑。甘粕重太郎是陆军大学第29期的毕业生,虽然担任过第11师团参谋长、步兵第15联队长、步兵第9旅团长等军职,但因长期在军事院校里从事教育工作,其指挥能力尚未经过实战的检验。因此,冈村惟恐重蹈去年在南浔线投人新建的第106师团而遭惨败的覆辙,考虑再三后,决定把33师团放在中路,以便可以及时得到两翼策应。

此时第20军正担负通城、通山以南的守备任务,其防区正是日军第33师团的主要进攻目标。

9月22日,日军第33师团先头部队在通城东南地区发起猛攻,第134师在师长杨干才的指挥下奋起反击,在南楼岭至苦竹岭一线成功挡住日军。24日,日寇后续部队抵达,并攻占桃树港,迫使第134师401团退守金凤山至福石岭一线。26日福石岭又告失守。

为扭转局面,第134师师长杨干才命预备队第402团投入作战。402团长向文彬率部在白沙岭阻击日军两昼夜,并在击毙的一名日寇军官身上缴获作战地图和作战计划一份,发现驻武汉的冈村宁次中支派遣军(代号为吕集团军)投下的地图,图上标出这次进攻指定日军33师团由北向南,从南楼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后转向长沙进攻,企图以这支部队迂回从侧背包围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