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八章 七三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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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国战后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这段话，不无德国人美化自己的意思，但也确是实情。

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如果只有一两个人说不好，或者只有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人说不好，那么很正常。但是，如果全世界无论与其有没有利益冲突的人，都认为某个人不那么好，那这个人就该反思一下了。

日本人给众人留下的印象，在这个时代是真不怎么样。而其内蕴的狠厉性格，也在各种事情中毕露无遗。其底线之低，实在让人无法接受。而石井四郎带领的七三一部队，更是其中之最。

石井四郎出身于日本千叶县豪族，其家族不仅占据千代田村的大量土地，还经营一家酿酒厂和蚕茧生意。石井四郎由于先天条件优渥，所以，有日本人罕见的身高和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记忆力。

后世倍经考试折磨的人都知道，良好的记忆力，是成为学霸的关键因素，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石井四郎出众的记忆力，让其在学业上一帆风顺。一九二七年，石井四郎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

虽然，在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召开的裁军大会上，宣布化学战和生物战为非法。但是，在读微生物学博士的石井四郎非常清楚细菌战的巨大威力。在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后，石井四郎开始到处游说，强调细菌战的重要性。并最终获得日本陆军省永田铁山大佐的支持。

一九二八年八月，石井四郎奉命游历欧洲，搜集情报。石井四郎用两年的时间，游历了新加坡、锡兰、埃及、希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苏联、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普鲁士、夏威夷、加拿大及美国本土。

在一九三零年回到日本后，便向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少将汇报称：“我认为，研制细菌武器己刻不容缓，迟延一日，必将使日本遗恨无穷。”

一九三二年，日本军部拨款二十万日元，给石井四郎。其“防疫研究室”的雏形建立。由于此时的日本。已经占据了中国东北三省，所以，石井四郎向荒木贞夫报告道：“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

随后。石井四郎的计划便得到了日本军部和驻扎在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支持。一九三三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建设了细菌部队，史称七三一部队。对外的名号，则是第七三一防疫给水部队。

细菌这种生物出现的时间，远比人类要早。而人类对其的认知，仍旧非常有限。而人类历史上，许多大规模的传染病，都是由细菌引起。所以，对细菌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

只是，后世的研究者。大多不过是用培养基或者小白鼠做实验。更疯一点的，会用各种动物做实验。即便如此，这些研究者还经常会受到动物保护者的谴责和反对。这种反对，算是一种道德炎症，虽然有时候有些无稽，但也是人性中善念的体现，无可厚非。

可是，石井四郎带领的一帮日本人，却并不以这种善念为意。他们做实验的对象是活人！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而实验的项目实在是让稍有人性的人都惨不忍睹。不忍听闻。几乎每一项实验，都是被和谐的对象，除了对细菌的研究之外，七三一部队几乎进行了一切人类和非人类能想到的。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生理病理实验。

和日本人的活人实验相比，德国人的毒气室简直就是弱爆了。

而这些实验所得的数据和结果，成为日本人独有的研究成果。想必人类今后的历史，也再也难有如此惨无人道的实验。如果按照真实历史，这些七三一部队的骨干成员，会在美国人的庇护下。加入了日本医疗组织，或者日本各大制药公司。安然无恙的活到离世。因此，后世许多日本医药公司的产品使用过七三一部队用中国人为实验对象所获得的实验数据，简直就是必然的事情。

而真相在日本的揭露，要等到后世一九八一年，日本人森村诚一出版《恶魔的盛宴》（即《悪魔の饱食》）一书之后了。可即便如此，在后世一九九七年，由一百八十名中国七三一部队受害者及家属，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诉讼，仍旧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

二零零二年八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虽然承认日本七三一部队的存在，以及所进行的生物战的行为，但是仍将赔偿一事推诿的一干二净。

余生作为后世关注过事情进展的中国人，心情已经不能简单的用愤怒来形容了。在石井四郎死后，陈天并没有停止刺杀。但凡是和细菌战有些关系的日本人，都接连死亡。死因最多的是——心跳骤停。其中包括五十三个具有博士头衔的日本“军医”。

而愤怒的陈天也不再掩饰刺杀的痕迹，在这些手中有无穷中国人人命的日本人心跳骤停后，陈天将其藏匿的记载其在七三一经历和各种研究数据的笔记搜刮一空。

当美国人终于确定事情不对头的时候，为时已晚。统御七三一的几个将级头领，以及所有重要的科研人员全部死亡。美国人的大兵，最大的依仗是武器，而不是人自身的力量。

所以，对陈天这种身手高绝的人而言，并无太大威胁。更何况，美国人也不知道陈天下手的次序，甚至不知道七三一部队的详细名单。更无从层层布控，保护这些人，以获得其研究成果。

七三一部队的研究成果，一共有两次大规模的应用，一次是一九三九年七月，日本人与苏军大规模交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将石井四郎储备的两千余枚载有疽、伤寒、霍乱菌的炮弹，准备发射到苏军阵地。同时将二十余公斤带有沙门菌和伤寒菌的污染物投入哈拉哈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