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北防护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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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三月，麦盖提农场。

陆冬梅这一年十九岁。

她是腊月二十八生的孩子，年头年尾总缠在一起，算起岁数来，常比旁人多费一道心思。

去年冬天恢复高考，她报了名，跟着场里几个年轻人一道去考。

成绩下来时，她自己倒还稳着，何望舒反而比她先紧张。

直到今年二月，一封盖着邮戳的牛皮纸信封送到农场，母女俩把信拆开，一行行看下去，才真觉得这事落到了实处。

录取通知书上写得很清楚：陆冬梅，南京林学院林学系。

这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入学的新生。

开春不久，她就要动身了。

临走前一夜，屋里点着煤油灯。

何望舒坐在炕沿边，低着头给她缝棉衣。

针脚一针一针细细密密，用的是前些年父母从老家带来的蓝底白花布。

这匹蓝染布压在箱底好些年了，平日里舍不得裁，今天才拿出来，给棉衣里子补了一圈边。

布一展开，竟还带着点淡淡的旧樟木气，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路压到了今天。

陆国庆蹲在门外，借着月光修一台旧收音机。

那收音机壳子裂了道缝，他先用铁丝箍了一圈，又缠上几层黑胶布。

电池簧片接触不好，他拿小刀刮了刮铜锈，又把后头的螺丝一个个拧紧。

修这种小东西，不比修拖拉机和锅驼机费劲，可他蹲在那里，神情一样认真，像手底下不是收音机，是要陪女儿走很远的一件家当。

“爸，”陆冬梅站在门口说，“别修了。学校里有广播。”

“广播是广播。”陆国庆没抬头，“收音机是自己的。想听啥，自己拧。”

他说话还是老样子，不多，却稳重。

陆冬梅从小就喊他“爸”。

很小的时候，她也跟着别的孩子喊过“爹”，后来上了学，识了字，看见课本上都是“爸爸妈妈”，叫着叫着，也就改了口。

何望舒没纠正过，陆国庆也没说过什么。

那一代人的称呼，许多都是这样慢慢改过来的，不声不响，像树抽新叶，不必特意提起。

何望舒把线在头发上抹了一下，拉紧，最后一针收在袖口里。

她把棉衣叠好，放进帆布包，又往里塞了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旧笔记，还有几支削好的铅笔和一管崭新的钢笔。

那本笔记是她这些年教书时留下来的，里头前半本记着生字和算术，后半本却空着。

她想，冬梅去了南京，也许正好用得上。

“到了那边，记得写信。”她说，“江南潮，冷不是咱这儿这种冷。衣裳要勤晒，夜里被子要盖严。这棉衣别嫌厚，带着。”

陆冬梅点了点头。

她看着母亲的手，那双手背上已经起了淡褐色的斑，指节也粗了，是多年握粉笔、记账、栽树、扶苗，一点点磨出来的。

她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母亲也是用这双手给她梳辫子，教她写字；后来也是这双手，在沙梁上紧紧按住木桩，掌心裂开了口子，血还没渗出来，就先叫沙土糊住了。

“妈，”她轻声说，“场里今年春上的活重，你和爸……”

“知道。”何望舒没等她说完，便接了下去，“你爸这两天正带着机耕队往河道边运苗。老韩如今管林业站，整天跑沙梁，量风口，看沙线。场里今年分下来的任务不轻，能抽上的人手差不多都上了。”

陆国庆这时把收音机包好，拿旧毛巾裹了一层，递进屋里。

随后又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头是一叠卷了边的票子和几张粮票。

“场里补的。”他说，“路上买点热乎的吃食。火车坐得久，别硬扛。”

陆冬梅接过钱，指尖碰到父亲的手掌。

那手掌粗糙，纹路深，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油，和她小时候看惯的一样。

她忽然又想起七岁那年，自己站在草方格边，看见沙梁顶上那个模糊的人影。

许多年过去了，那一幕在她心里竟一点也没旧。

她把钱攥紧，低声说：“爸，我走了，你们……把沙摁住。”

陆国庆抬眼看了看她。眼角细细的纹路像沙地上车辙，被风吹过，也还留着印子。

他笑道：“摁住。你安心念书，把本事学回来。”

一九七八年春，南京。

陆冬梅第一次看见长江，是在一个落着细雨的傍晚。

火车一路往南，她已经看惯了窗外的平畴、河港、村舍，可真正站到江边时，还是怔了好一会儿。

那水不是叶尔羌河那样浑黄的，是青里带灰，沉沉地往前走。

两岸有柳树，枝条垂到水面，雨丝落上去，轻得像一层雾。

风吹在脸上也是湿的，不硬，不扎，带着水汽，一寸寸往人皮肤里浸。

她站在江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那里当然什么痕迹也没有。

可她还是觉得，风沙抽过脸时那种细细发刺的感觉，并没真正离开过。

它早不在皮肉上了，倒像是留在了骨子里。

她被分到的宿舍住六个女生，来自各处。

有的是江南来的，有从东北来，也有从川渝来的，还有从华中来的。

她们一听说陆冬梅是新疆来的，都围上来问：“新疆是不是到处都是沙漠？”“你们上学是不是骑骆驼？”“那边是不是风一吹，天就黄了？”

陆冬梅听着，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

那是她离家前拍的。

照片上，父母站在土坯房门口，身后是沙枣树和远远的沙梁。

何望舒头发被风吹到脸边，陆国庆的手搭在她肩上。

两个人都笑着，笑得不大，可眼睛很亮。

“这是我家。”她说，“门前有棵沙枣树。我爸是修机器的，我妈教书。他们现在还在外头忙着栽树，栽很多很多树。”

“沙地里种树，活得成吗？”一个江苏女生问。

“活得成。”陆冬梅对舍友说道，“我七岁那年，就跟我爸妈在沙梁上扎草方格、栽红柳。风大的时候，沙子打脸上，疼得钻心。我爸说，树和人一样，刚落脚的时候最难。可只要根扎下去，就能站住。”

她说这话时，窗外正下着雨。

其余几个女生说说笑笑，讨论着课程表、食堂、操场和新发下来的教材。

那天夜里，雨敲着窗玻璃，宿舍里潮气很重。

陆冬梅躺在上铺，听着雨声，却觉得那声音，有些像细沙打在草方格上的轻响。

一九七八年四月，南京林学院。

陆冬梅真正定下心来，是在第一堂《防护林学》的课上。

教室在二楼，窗外是一排法桐，叶子刚舒展开，嫩得发亮。

教授上了年纪，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线，从东北一直往西北去，写下“风沙危害区”“防护林”“水土保持”几个字。

“北方风沙线长，范围大。”他强调道，“东北、华北、西北，有的地方风起了埋地，有的地方埋路，有的地方甚至推着村庄往后退。今后要做的，不是一块一块零零碎碎地种，而是把防护林连成体系。”

陆冬梅低头记笔记。

她带来的那支钢笔是陆国庆给她买的，黑色笔杆，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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